内蒙古恶意创新补齐中国恶意叙事短板，15次投诉激活“恶意索赔”勋章

近日，内蒙古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发布《恶意索赔行为认定标准与恶意索赔异常名录（第一批）》，首次以地方性文件形式，对所谓“恶意索赔”行为进行集中认定，并公布首批异常名录。

根据公开报道，第一批异常名录涉及424个电话号码、463人。这些人员平均每人投诉举报1195件，其中最高者一年投诉举报达到5113件。

文件列出的“恶意索赔”认定特征包括：一次性购买数量明显超出合理生活需要；一年内向行政部门投诉举报15次以上；全国12315平台投诉举报30次以上；以及通过曝光、举报等方式索取明显超出法定标准赔偿等行为。

支持者认为，部分“职业打假”“职业索赔”行为确实长期存在，一些人利用法律漏洞高频投诉、批量维权，以获取赔偿收益，消耗行政资源。

但更引发外界关注的，则是中国近年来不断扩张的“恶意叙事”治理模式。

在中文互联网语境中，“恶意”二字早已被玩成了黑色幽默。此前，中国社会已经先后出现过“恶意讨薪”“恶意返乡”“恶意上访”“恶意维权”“恶意躺平”等各种说法。如今，“恶意索赔”再次加入豪华套餐。

许多网友调侃称，在某些地方治理逻辑里，问题本身未必最危险，持续提出问题的人才最危险。

例如，食品安全问题可以慢慢整改，黑心商家可以教育批评，但如果有人一年投诉超过15次，那他就可能先进入“异常名录”。这种逻辑，也被不少人视为中国式“维稳思维”向消费维权领域的进一步延伸。

尤其值得争议的是，“一年投诉15次以上”这一门槛并不算高。对于长期遭遇消费欺诈、食品安全问题、虚假宣传、售后推诿的人来说，频繁投诉并不必然意味着牟利。

在中国现实环境下，由于司法成本高、维权周期长、消费者保护机制有限，12315投诉、舆论曝光、网络举报，本就是普通人少数还能使用的低成本维权工具。如今连这些行为本身，也开始被纳入“异常管理”视角。

有评论认为，这类政策反映出的核心问题，并不仅仅是“职业打假”现象，而是中国治理体系长期存在的一种路径依赖：相比真正解决系统性问题，管理制造压力的人往往更加简单。

类似逻辑在过去几年中已频繁出现。农民工讨薪会被怀疑“影响稳定”；储户维权会被限制出行；烂尾楼业主停贷会被定性“扰乱秩序”；地方财政压力无法解决时，首先被管控的往往不是问题源头，而是发声、组织和维权的人。

某种意义上，“恶意”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高度政治化、弹性化的社会标签。只要某种行为给管理体系带来压力，它就可能被重新定义。

而这也让不少人讽刺：中国社会最大的危险，也许不是食品安全、假货横行或监管失灵，而是有人太认真地去举报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