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的财富和腐败活动报告
3月21日(秘密翻译组) —— 3月20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布了《中共领导人的财富和腐败活动报告》。全文如下:
摘要
本报告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根据《2023 财年情报授权法》(Pub.L. No. 117-263) 第 6501 条的规定提交。这份非机密报告涉及中国共产党(CCP)领导层的财富和腐败活动。
本报告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的国家情报委员会(NIC)、负责中国的国家情报官员起草。a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财富和腐败活动
腐败是中国的一个普遍特征,也是中国面临的一项挑战,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共手中,法治观念以中共为中心,缺乏对公职人员的独立制约,而且透明度有限。2012 年,习近平主席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以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在随后的几年中,该运动调查了近 500 万名各级政府官员,并认定其有罪。中国的腐败通常以不同形式的贿赂或贪污涉及金钱,公开资料显示,一些官员及其家人因其职位和关系积累了大量财富。然而,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更深刻地反映了一种由党主导的安全化,或者说针对的是政治纪律涣散和意识形态不纯,尤其是在政府最高层,目的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控制和合法性。
(译注:安全化是指国家行为者将常规政治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的过程,令行为者能够以“维护安全”的名义采取非常手段)
中国国内缺乏透明度、普遍存在的政府审查制度,以及缺乏有关领导人财务公开的规定,都给公众对腐败或领导人个人财富问题的研究带来了挑战。强大的中央纪委和地方纪委是中国反腐的领导机构,在各级政府中开展工作。这些组织公布的一些数据有助于说明中国反腐调查的范围,并提供了整体腐败程度的指标。
腐败与反腐败
学术研究表明,中国自建国以来就普遍存在腐败现象,包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经济急剧增长的年代,当时腐败现象也尤其严重。许多学者和观察家称,自 2000 年以来,腐败现象变得非常普遍,以至于危及到了政权的合法性。
与这一分析相一致,在 2012 年上台后,习近平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誓言要对 “苍蝇”(低级干部)和“老虎”(高级官员)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他的运动还针对厅局级以及县处级官员。从 2012 年到 2022 年,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了政府和中共近 500 万人,发现 470 万名官员有罪。用习近平的话说,他要让政府官员“不能腐、不愿腐”。
习近平利用反腐运动铲除破坏党的合法性和控制权的猖獗腐败,并在特定案例中将矛头指向他的政治对手。习近平将根除腐败与党内纪律和意识形态承诺联系在一起,认为这对中国的稳定和实现长期野心目标的能力至关重要。在中国,腐败被定性为政治犯罪,是不忠诚和意识形态不纯的表现,凸显了腐败对党的重要性,也起到了对任何内部违纪行为的警告作用。政府宣传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承诺和自我牺牲精神,并将腐败官员定性为国家的政治敌人。被清除的官员,尤其是政府中级别较高、知名度较高的官员,往往首先被公开指控严重违反党的纪律。2021 年,中纪委将反腐败描述为“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指责腐败官员“破坏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党的团结统一”。2024 年,这场运动针对了 50 多名高级政府官员。
虽然习近平并没有把这场运动主要用于打击他的政治对手,但在运动的最初阶段,消除竞争权力中心的动力在决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习近平上任初期,与其前任有关系的高级官员成为调查和逮捕的目标。然而,学术界对十年来反腐调查的分析并未发现对有特定派系关系或背景的官员的关注,表明反腐运动广泛寻求根除各级政府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更重要的是,与高级官员的政治关系并不能保护官员免受起诉,包括那些与习近平本人有密切个人关系的官员;反腐运动也清除了被认为忠于习近平并在其庇护下升迁的高级官员。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腐败程度因地区和政府级别而异。一项针对某市的学术研究发现,8% 到 65% 的官员(取决于官员的级别)从贿赂或贪污中获得非官方收入;另一项研究和一项公众看法调查均估计,约有50%的中国官员涉及腐败,尤其是在地方一级。这些对腐败的分析得出结论,贿赂可以使官员的合法收入增加四到六倍,高层官员通过贪污受贿比低层官员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与他们的级别和权力是相称的。这些研究共同表明了党和国家内部腐败的普遍性和广泛性。
中国的腐败现象主要是由于权力集中、缺乏独立的监督或问责——尤其是在省一级——以及产生政治升迁和经济致富的不正当动机造成的。中国官僚体制的这些特点在许多方面助长了腐败,或阻碍了体制改革的努力。例如:
• 主要负责调查不法行为的中纪委机构是直接为其党委工作的政治组织,缺乏独立的外部监督,使其能够以任意的方式处理反腐败案件。中国共产党不愿接受外部监督,而是将自我纠正放在首位,可能是担心独立机构会破坏集中控制,从而限制问责制和全面改革的前景。
• 中央为地方政府制定了经济增长目标,要想晋升就必须实现这些目标,但省级和其他地方各级政府的决策权下放,使得政策执行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这种结构有效地鼓励了省级和地方领导人为个人和职业利益采取非法行动。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等精英组织的成员资格是权力和权威的象征,可以接触到敏感的政府文件。全国人大成员资格的潜在好处激励了个人支付高昂的费用(通常是通过贿赂)加入人大,并在成为人大成员期间甚至在之后接受贿赂,以促成商业交易。
高层腐败
尽管有迹象表明腐败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但从外部很难确定中共高层领导的具体腐败行为。一项针对中国腐败刑事案件的学术研究发现,官僚机构高层的腐败程度非常高,在被控犯罪的人员中,80%以上的指控涉及贿赂。
无处不在的政府审查制度和缺乏公开领导人财务状况的规定,导致中国的个人财富缺乏透明度。尽管如此,2012 年发表的新闻研究发现,包括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即将上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内的高级领导人的家庭都积累了大量财富。
• 温家宝的家人,如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和兄弟姐妹,在 2012 年控制着至少 27 亿美元的资产。同样,习近平的兄弟姐妹、侄子女们和外甥女们在商业投资和房地产方面也拥有价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资产。
• 该研究没有发现与领导人本身有具体联系的投资,也没有发现领导人对家族投资增长的任何直接影响。然而,他们的高级职位会让他们获得特权信息,而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行动也会因其与政治权力人物的关系而对家族控股有利。这项研究发表后,中国加强了对信息的控制,限制了许多外国新闻机构的访问,从而继续对有关高层领导腐败或个人财富问题的公开研究产生了挑战。
• 习近平上台后,可能曾敦促家族成员撤资。然而,行业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截至 2024 年,习近平的家族仍保留着数百万的商业利益和金融投资。虽然现有数据并未将这些投资与习近平直接联系起来,但这些持股有可能是代表习近平间接管理的。
公开资料显示,中共中央内部的腐败案件涉及监督一系列投资组合和项目的主要官员。
• 2020 年,中国商人张伟被捕,罪名是组织、领导、参与有组织犯罪;非法拘禁;非法持有枪支弹药。2021 年,他还被认定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 陈刚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2019 年被指控收受贿赂 1800 多万元,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能与他在监督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全市建设项目中的作用有关。
• 2024 年 4 月,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司原司长、信息中心原主任姚前因“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可能是因为他在中国央行数字货币计划中的作用。中纪委在中国证监会内部至少调查了 16 人,其中 6 人的调查发生在 2024 年。
反腐运动的矛头直指猖獗的领导层腐败,并毫不避讳地清除人民解放军(PLA)队伍中的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在反腐运动发起十年后仍在继续的以薪酬换晋升的文化。2024 年,习近平在一次对军队指挥官的讲话中强调,“枪杆子要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进一步凸显了他(希望官员们)对党忠诚的承诺和对军队忠诚的期望。他对解放军腐败问题的关注也可能反映了他的担忧:对于潜在的台湾战争,腐败行为将阻碍军队获得他所指示的到 2027 年实现的能力和战备状态。
• 在逮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PLARF)司令员和至少九名现任或前任火箭军人员后,2023 年,中国解除了时任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的职务,对李尚福上将及其前任进行了调查。
• 2024 年,北京对时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负责中国军队政治忠诚问题的苗华上将展开调查。
• 李尚福和苗华都被指控违反党纪,两人都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这表明中共对忠诚和效率的严重关切——尤其是在解放军内部,也表明了中共政权打击腐败的范围。
报告官网:https://www.dni.gov/index.php/newsroom/reports-publications/reports-publications-2025/4056-report-prc-ccp-leadership